【治学大家谈】王彦荣教授：科研与为社会服务双赢

真可谓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不经意间，我从事种子检验和种子学研究已有36周年，我们农业农村部牧草与草坪草种子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兰州）（有过更名）也走过了34年。回首中心34年的建设发展，既有筚路蓝缕、开基创业的艰辛，也有辛勤耕耘、获得丰收的喜悦。

1985年5月，我在新西兰梅西大学种子技术中心获得了种子技术合格证书，回到甘肃草原生态研究所，时任所长任继周先生让我负责筹建农业部牧草种子检验中心。实话说，我当时虽然对种子检验技术还算熟悉，但并不十分理解建立检验中心的真正意义，后来才慢慢理解。改革开放后，国家从计划经济转型市场经济，社会发展，经济腾飞，难免鱼目混珠，假货混迹于市场，坑害百姓。当时坊间有个很流行的传说，“一个老农将种子播种之后，没出苗，一打问原来是假种子。老人悲痛欲绝，顺手拿了一瓶农药喝了下去，欲了此一生。没想到农药也是假的，大难不死，他很高兴，召集亲朋把酒庆贺劫后余生，开怀畅饮，没想到却一命呜呼，原来酒又是假的”。 这个传说可能把所有的事情聚到一个可怜的农民身上，但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市场经济的混乱情况。国家审时度势，及时启动建立了包括种子质量检验中心在内的国家质量监管和市场保证体系。种子检验和种子立法、种子认证并称为种子质量管理的三大支柱，任何一个国家种子管理发展的不同阶段，种子检验都是自始至终应该采取的举措。因此，我们建立有资质的种子检验中心，可以通过向社会提供种子质量的检测数据，为保证生产和流通领域种子的质量、保障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利益保驾护航。随着工作的开展，我逐步认识到这项工作的意义和作用。

俗话说，万事开头难。1986年原农牧渔业部在全国成立了10个牧草种子检验中心（站），我们的甘肃牧草种子检验中心（1993年通过国家“双认证”以及后来扩大项目时都进行了更名），负责甘肃省、青海省和河南省的牧草种子检验。其余9个中心都设在相关省区的农业厅或畜牧局，只有我们设在科研单位，困难更多些，无机构、无专门编制、无运行经费，研究所分给我们几间房，从所内调配了一位科技人员和一位实验员。就在这种“三无”的情况下，我们开始了中心建设和检验工作。记得我第一次承担部里的任务，是1986年前往河南省进行草种子田间检验调查。我一人带着农牧渔业部的介绍信（那时没手机，出门也很少电话联系）先到了郑州市，找到了河南省农业厅，一位李姓的科长用自行车把我带到省畜牧站，了解了全省的种草情况。次日我只身一人直奔民权县，在当地畜牧人员的配合和帮助下，田间取样调查了沙打旺（一种豆科牧草）种子生产田的质量情况。虽然一路奔波、一路风尘，真切体会到7月中原大地的阳光威力，但并没有感觉有多辛苦。只有完成任务的喜悦。中心成立之初的几年，我们马不停蹄的深入田间和基层。2年间，我们对甘肃、河南两省10个地区，22个县进行了种子生产基地、种子质量以及经营情况的调查。这些调查使我们深切认识到国家的牧草种子质量亟待提高，感受到了这份工作的责任和使命。了解到生产中存在的问题，这为我们的科研明确了方向，也逐渐养成了科学问题从生产中来，研究成果到生产中去的思维和习惯。后来的许多研究，例如“腾格里无芒隐子草”的驯化选育、乡土草种子生产以及种子活力测定技术研发等，都是直接为生产和检验实践开展的研究。

1987年，我重返新西兰读书，1990年初在梅西大学获得了农学种子专业优等硕士学位（MasterWithFirst Class Honors），工作若干年后在南京农业大学获得了理学种子生理方向的博士学位。打铁还需自身硬，那个时期的学习培训使我受益长远,不仅提高了学术水平，还和国内外老师们建立了密切的联系。

记得我们曾先后邀请新西兰梅西大学种子技术中心的（当时世界著名的种子技术培训中心之一）我的老师们西尔（Murray Hill）教授、汉普顿（John Hampton）教授和实验室主管凯茵（Karen Hill）女士，分别来兰州作为全国性培训班的教师讲课，他们每人都带来了许多培训资料。记得凯茵来兰时，除了免费托运的行李，又自费托运总计六七十公斤重的培训手册和检验器材。简直是将我在梅西大学读书时见到和用过的所有式样的材料都搬了过来！当时我国草种子检验刚刚起步，也没有现在的网络信息，这些材料对开阔学员视野太重要了。这些国际专家不但教我们学员知识和技术，展示国际种子检验的器材，而且还留给我们一批可以长期使用的材料，使我们深受感动。以后若干年培训时我们都用上了这些教具。后来我们又承担了国际种子检验协会（ISTA）和我国农业部联合委托的种子检验技术高级培训班，邀请了美国、新西兰、荷兰等ISTA实验室的专家以及国内的专家讲课，对推动我国种子检验事业的人才培养发挥了重要作用。近期（2015年），我作为国际草种子组织（IHSG）的执委会委员和亚洲地区的协调人，组织承办了第8届国际草种子大会，这是IHSG成立以来第一次在亚洲举办，也是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会议，对加强我国草种子科技人员的对外交流以及展示我们的科技成果起到了积极作用。

2002年，研究所整体并入兰州大学，我们中心以及研究所的每个人都面临着重新定位和定向的问题，以适应新的供职单位要求。兰州大学是国家“211”“985”工程建设的高校，是研究型重点大学，我们需要将更多的时间投入到找项目、做科研和发论文；也需要将很大的精力用于教书育人，这是大学的根本！这时国家对质检中心的要求和考核也更加严格，每3年要 “双认证”（国家计量认证和行业主管认可）考核一次，这是一种非常综合、严格的现场全员式考核。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仅没有搁置中心的发展，更没有想到过放弃，而且在学科和团队建设迅速发展的同时，更紧密地结合检验和生产实践为研究生找选题和开展研究。有播种就有收获，我们也取得了一些以检验带科研、以科研促检验的研究成果。仅举几个例子。

大家都知道，西方有用苜蓿种子发豆芽做凉菜的习惯。上世纪90年代初，香港一家公司拟从我国北方收购苜蓿种子向西方国家出口做豆芽用。但是，苜蓿种子可能混杂另一种牧草草木樨种子，从外观看二者几乎没有区别。但草木樨种子含有香豆素，是一种可能引致人体伤害的植物次生代谢物质。准确识别紫花苜蓿与草木樨种子便是决定我国种子能否顺利打入国际市场的关键。经过努力，我们研发了一种荧光检测技术，快速、简便，准确率达百分之百。当时国外仍采用的是肉眼形态识别的方法，费工费时，准确性差。记得商家最初似乎不太认可我们，将种子特意寄往英国官方种子实验室检验，获得了与我们近似的结果后才选择了我们。几年内，荧光技术为我国数千吨紫花苜蓿种子出口提供了种子真实性的检验证书，帮助我国的产品打入了国际市场。近年来，我们利用现代分子标记等手段，又开发了一系列种子识别技术，可有效用于许多形态相似草种的真实性鉴定，也在草品种和草产品鉴定方面取得了良好效果。这些关于种子“真伪”的鉴定技术的研究结果，都很快以SCI论文发表，有些方法已列入国家标准草种子检验规程，也获得过多项国家发明专利。

我们利用种子生理生态学的研究方法，研究了150种左右我国乡土植物的种子萌发特性。通过这类研究，一方面可以认识各种植物种子的萌发生态学特性，例如萌发生态阈值、田间出苗温度或水分时间值、种子田间竞争力等等，另外也为确定种子适宜的发芽检验方法提供了依据。其中，许多结果除了在国内外以科技论文发表外，也被列入检验方法的国家标准标或地方标准。

检验方法的标准，是检验中心最重要的技术文件，没有方法标准就没有公证的检测数据。人们常说，掌握了标准，就掌握了这个行业的制高点；制定了标准，就掌握了这个领域的话语权。多年的实践使我们体会到，制、修订标准不仅需要纵览国际文献、反复推敲文字、套用关于制定标准的标准中规定的格式和用语；许多方法还需要开展联合比对试验进行验证；然后经过多方的评审，才能得以完成，可以说是一项十分艰难的工作。通过多年的努力，我们连续2次主持制、修订了《草种子检验规程--扦样》等11项国家标准（GB/T 2930.1 ～GB/T 2930.11），这套系列标准，将草种子检验规程由最初（1982）的仅包括24个植物种的发芽等常项指标测定，扩展到现行版（2017）的229个种、多个指标参数的检验方法。这是一套跟踪国际种子检验技术，又纳入我国特有种检验方法的技术规程。我们制、修订的标准数占全国同类国家标准的90%以上，也是全国草业领域采用最多的标准。此外，我们也主持制定了国家首批植物新品种保护名录中仅有的两个草种苜蓿和草地早熟禾新品种的特异性、一致性和稳定性（DUS）测试指南的行业标准，以及十余个种子质量检验和分级的地方标准。我们的工作不仅为全国草种子检验室提供了检验方法标准，也促进了我国草种子检验标准的日趋完善，让它逐步与国际接轨。

中心自成立以来，已经第8次通过了国家“双认证”考核。根据国家质检中心管理要求，为了实现中心的质量方针和质量目标，中心需要建立一整套的管理体系文件（可分为四个层次），种子检验的各个环节都是在质检体系控制下进行。例如，有个“双三级签字”的制度，即一份原始记录和一份检验报告都分别需要有三级人员的签字；实验室的任何活动，都要求做到有章可依、有迹可寻。由于严格的管理和规范操作，30余年来，我们的检验没出过任何事故。但是这种运行和管理，需要大量的时间投入。我们近期开发了“种子质量检测信息管理系统”，实现了从样品接收到出具检验报告全流程的信息化管理，可以极大减少工作量（至少减少三分之一）、提高数据处理效率，也可满足检验室的有痕迹管理要求。该系统正在试运行。

古人言，梅花香自苦寒来。经过多年不懈的努力，中心检验业务不断扩大，从最初的仅为牧草种子，陆续扩展到草坪草种子、生态草种子、花卉种子、中草药种子等，近年又增加了草品质检验。仅草种子检验的物种数就由原来的20几种增加到现在的387种；年检样品由最初不足50个，发展到现在的1500个左右，是成立之初的30倍。 我去过国外许多ISTA种子实验室，我们中心的样品数达到了他们的平均水平。近3年，检验的样品数所代表的种子批为40000 余吨，占全国流通种子量的25%以上，涉及全国14个省市区的送检企业724家次。大多数送检种子来自退牧还草、生态补奖和牧草基地建设等国家重大工程项目。中心的检验为保护生产者与消费者利益，促进草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2014年，中心成为国际种子检验协会(ISTA)成员实验室，目前正在为申请国际认证和签发国际种子检验证书做积极准备。今年已经接受到的草种子监督抽查任务，不仅有农业农村部下达的，也有国家林草局的，检验业务将持续增加。在今年疫情时期，为了不影响春季用种的种子质量检验，我们将样品由企业送样的方式调整为由企业邮寄，在控制企业风险的同时，中心人员紧张作业，做到尽可能不影响后续进程，及时为生产提供检验数据。

中心是集检验、科研和教学于一体的团队，由15人组成（含兼职），团队也是学院的育种与种子学研究所，是国家重点实验室的种质资源创新与利用团队，平均每年在校研究生有40-50个，每个老师在从事繁重的教学和科研的同时，又在检验中心承担一定的专项检验工作。大家经常是节假日加班加点的工作。我感谢同事们多年的风雨相伴，和无怨无悔的奉献！

服务社会是大学的职责之一，但在大学里如何做到科研与为社会服务并举，需要每个人有自已的定位和追求，并为之坚守。回首34年走过的路程，我虽然没有发过SCI顶级期刊的论文，也暂时还没有以第一完成人获得过国家大奖。但是我和我的团队为解决生产中的问题，为草种子质量管理保驾护航做出了贡献。为此我感到欣慰。我也深深体会到，在坚守中发展，在服务社会中提升学术能力，是一条正确的道路，相信我的同事们也一定会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

检验中心成立以来，得到了各级领导和老师同事们的大力支持和厚爱。原草原生态研究所的李琪研究员，在我读硕士期间，负责和发展了检验中心的工作。按照农业质检中心建设的相关要求，中心主任一直由挂靠单位的领导兼任，而我作为中心的常务副主任和技术负责人，负责中心的日常工作。原草原生态所的两位副所长和兰州大学的几位副校长先后兼任过中心的主任，对中心发展给予了鼎力支持。他们是：刘福（任职时间：1992-1994）、南志标（1994-2005）、李廉（2005-2009）、安黎哲（2009-2014）、高新才（2014-2018）和徐生诚（2018-今）。我借此机会，向所有为中心发展做出贡献的领导、老师和同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作者简介：王彦荣，兰州大学草地农业科技学院教授，兰州大学萃英学者，草类植物育种与种子研究所所长，国家百千万第一、二层次人才，甘肃省科技领军第一层次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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